来源：中国新闻网
今天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三四十年，但是只要提到“江青”的名字，仍然会有许多人悲愤、甚至痛骂。不过有这样一位老人，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经被打成右派，下放劳改十多年，可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仅仅四年，就被指定为江青的辩护律师，他就是张思之先生。
那个时候张思之刚刚恢复本职工作只有一年，历史把他推上了一个特定的舞台——担任为“四人帮”和“林彪”两案主要犯人辩护的律师组组长。尽管现在的张思之先生，已经被同行公认为是“中国最杰出的人权律师”，但是“江青的辩护律师”依然是他最引人注目的身份之一。他把这个头衔称作是“荆棘之冠”。
日前，张思之做客凤凰卫视《口述历史》节目，讲述他被指定做江青辩护律师前前后后的那段难忘的经历。张先生说，这是他第一次在电视媒体上，如此详尽地谈起那段往事。
1980年9月26日到29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发布了一个决定，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进行公开审判。
近一个月之后的10月23日，已经在秦城监狱羁押了四年零17天的江青，突然提出了一个不同以往的要求。
张思之：她需要律师，她是第一个，就是整个这个所谓“两案”的主犯里边，她是第一个提出来的。
记者：她最早提出要律师这个想法是，就是一种试探性的，还是确实真的她需要一个律师？
张：那么当时我的想法，跟现在我的判断有个差距，当时我认为她是试探性的。那么事后我冷静下来，我分析这个问题，未必完全是试探性的，她还是愿意有律师为她进行辩护的，或者说有人为她进行辩护的。
张：她说，我很需要人来为我进行辩护，她说因为几个条件，就是要求我做这样的考虑，一个我身体不太好，我担心法庭上比较长时间的这个审判过程，我可能坚持不下来，我需要有律师或者有人来替我讲，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她说毕竟我对很多事情，我不是那么完全了解，比如说我对于法不是那么完全清楚，我也需要有人来对我进行帮助。
1980年的中国，虽然已经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两年，但是十年浩劫留下的疮痕，依然百废待兴。已经中断了二十多年的中国律师制度，在这一年的8月26日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的出台，得以重新建立。当时任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的张思之，受命担任“两案”律师组组长的时候，距离律师制度的重建仅仅一个多月。而江青提出律师要求的时候，距离“两案”律师组组建完成仅仅11天。江青要请律师的消息传来，让这个本就不平静的小组，又扬起了一阵风波。
张：因为大家伙自然就有一个想法，会找到谁去替江青进行辩护啊，那么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这17个人，据我所知道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没有一个人愿意给江青辩护的，那么当时我给上海的，上海那位老大姐。
记者：就是韩学章。
张：韩学章，韩大姐。那么韩大姐，因为我们两人感情很深，所以什么话都可以跟她讲，什么话都可以跟她聊，我就给韩大姐讲，我说现在江青提出来要找律师了，你做是最合适的了，韩大姐是一口回绝，给谁做都可以，只有她，绝对不行，甚至于讲砍头也不行。我一看韩大姐是这么个态度，我就知道，如果辩护组里边再有别的人来做的话，可能结局也还是这样，所以作为我们整个组来讲，我们就按兵不动了，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由上面定吧。
张：那么当时我的想法是什么呢？第一，我如实地跟你讲我这个人。我这一生，我做了大半辈子的驯服工具，那个时候是组织上干什么我们绝对干什么的，驯服工具，没有二话讲的，这是个任务，这是个政治任务，落到你头上了，你能推辞吗？不可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时的辩护组，我又是在那里主持工作，那么找到你来了，你不去做，行吗？不可以。所以要我去做的时候，对于我来讲，我只能够老老实实地接受下来，但是思想深处并不舒服，我当时想，这一辈子要背一个江青的辩护士，这不遗臭万年嘛，是不是？那她是人人得而诛之的人。
主持人：
张思之被指定为江青辩护律师的那天，是1980年11月12日下午，根据安排，第二天一早，张思之就要与助手——朱荣达律师一道，去秦城监狱会见江青。张思之说，那次见面，江青的表现大部分都出乎他的预料。他没想到是那样的一个情况，更没有想到是那样的一个结局。
张思之说，一见面，江青的表现就让他感到了意外。
张思之：因为当时狱方，给安排的这个谈话的环境，在一个写字桌的一个前边，给她放了一把椅子，她走在椅子的背后，就站在那里了，立在那里了，那么按照一般人的想法，江青嘛，那很刁的了，她怎么可能对我们这样的一个生人会规规矩矩地站在那里呢，所以此时，当时我的印象就是，哎哟，江青真的会做戏，她站在椅子后边，我示意，请坐，她才坐下的，这点在当时是，就说她的这种举动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但是如果公道地讲，也许是出于人家的一种礼貌，我们不能排除这一点
记者：那会不会是那个4年当中，她已经接受过提审，询问。
张：不，因为她在这里边，那么根据我所知道情况，她一直不驯服，她不是一个很驯服的人，她在里边是该闹就闹的。
江青要求张思之和朱华荣先做她的法律顾问，回答她提出的一些问题。
张：那么讲到起诉的时候，她愤怒了。
记者：为什么？
张：她说，那么在起诉之前，还没有对我进行起诉呢，还没有进行正式的司法程序，就对我实行了法西斯专政。
记者：这个之前，她不知道她已经被起诉了？
张：她不知道，她说自己不知道就被进行了法西斯专政，我说何以见得，她说当天，她讲的就是10月6号，她说当天他们对我是绑架你们知道吗，他们是四个人，把我架起来，然后把我摔在地板上，我在地板上，我躺了6个小时，没有人理我，法西斯。这个情节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当时我一听这个情节，讲当时的心情，窃喜，很高兴，你江青也有这个日子，也会被人家摔6个小时，是不是，多少人被你摔了6年，你们知道吗，对不对呀？我当时是这样一种感情。但是后来，我通过种种材料，我察觉，这是江青的夸张。
张思之说，当时公开审判的十名主犯，最终只有五个人接受了辩护律师。而实际上，“两案”律师组从组建开始，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小组成员的最终构成，与国家司法部最初的构想也是大相径庭。
张思之：要平衡，所谓平衡是什么个平衡呢？就是这些被告都是大人物，都是名人，因此律师这一块，如果要找律师的话，也应当找大的名人，以这为骨干，但是光大的名人不够，因为总要有人去操作，去运行，所以因此要结合一部分专职律师，这样两部分人结合起来，组成这样一个律师团，这是开始的时候司法部的考虑。那么他们物色的人，据我现在记得的，林亨元是过去做过大律师的人，还有咱们那个国际法专家，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国际法专家。
但是司法部没有考虑一条，所有这些大人物，一律拒绝，没有一个人干的，这些大人物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驯服工具，他们并不那么驯服，而且他们不驯服，他们有他们的资本，或者说他们有他们的条件，他们有他们的道理，我为什么拒绝，都拒绝了。这样子司法部就没有办法了，就得重新部署。于是乎，就从当时的讨论起诉书的那个队伍里选中了一批所谓各院校的刑法专业的老师，也就是我们的所谓兼职律师作为一部分，然后从北京选4个专职律师，从上海选两个专职律师，6个人，加上12个兼职律师，那么一共凑18个人。
1980年11月20日，北京正义路一号法庭，成了全中国、全世界的聚焦点。“两案”公审正式开始。最受关注的对江青的庭审一共进行了六次。
张：当时咱们有一个审判长，就是法庭的副庭长，曾汉周，曾汉周当时是最高法院的副院长，最高法院的副院长不会审案子，这一点，按说就不合适，你这样大的案子，你又是最高法院的副院长，从来没审过案子，也不会审案子，还要审案子，这是在确定人选上的非常严重的一次失误。这个咱们先不管它吧。
辩论最激烈的时候，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的话，也就是辩论到最后，江青就胡闹了，就在那里。胡闹的时候，这个曾汉周没有办法了，曾汉周就敲了敲桌子，江青，我告诉你，你是反革命，你应当怕我们，我大概没有背错，这基本上是原话，江青当时真的，我认为她没反应过来，什么我怕你，你怕我，这不就给顶回去了嘛，那么顶回去，我要是曾汉周的话，就算了嘛，这曾汉周不饶，你怕我，江青，你怕我，你怕我之争几个回合下来，几个回合，你怕我，你怕我，然后江青哈哈大笑，江青仰起头来哈哈一笑，你问问坐在你旁边的江华，你让他讲，我怕过谁，我觉得这句话，打动了曾汉周，曾汉周从此就收兵了。
张思之说，对于江青的最后宣判，他至今记忆犹新。也因为这一情景，江青在他的记忆中，仅仅只是一个老红卫兵而已。
张：当时是宣判了，当时是江华院长亲自宣的了，然后宣到江青这里，判处死刑，他停下来了，他停顿了，江青不知道后边还有啊，江青就迫不急待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是不是还有打倒叶邓，这个事情我现在忘记了，她就在那喊起来了，喊了几嗓子之后，江华继续，缓期二年执行，缓期二年执行，她也没干，她还是在那闹，在这种情况之下，法警，按照我当时的观察，天津来的两个女法警，据说这两个女法警是经过我们专门训练的，各个方面的素质都挺高的。
这两个女法警看来是动了某些体力，就把她两个手就给她拧在后面，就摁出去了就，一边走一边还在那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开始的时候，所谓开始就是过去那个时候，我为什么一直认为江青无非是一个老红卫兵的水平，就是主要是从这里来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喊这样的八个字，我觉得确实是，也仅仅是一个红卫兵了。
主持人：在“两案”公开审判的十名主犯中，最后只有江青和张春桥被判处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他人都是有期徒刑。而江青和张春桥二人都是没有接受律师辩护的。采访中，我曾问过张思之，如果他做了江青的辩护律师会怎么样，张思之说，按照他当时对情况的了解，以及现在的判断，他认为完全有可能给江青抹掉一些罪责。
